一
有读者置疑拙文《“新儒家”的梁漱溟与阎宗临先生》（《博览群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中关于胡风反对其孙辈报考文科一事，认为当系胡风对其子所言。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往往是颇自信的，所以，当编辑询问的电话过后，思绪就回到了当年自己参加高考时的
胡风为什么要反对他的孙辈报考文科呢？胡风的三个子女――张晓谷、张晓风、张晓山，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生人，张晓谷后来是教员，但不是文科的，否则他的文章不会那么少，他是从事航空专业的。张晓风呢？后来她回忆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正值‘反右’的１９５７年，虽然我的考分不低，但是政审通不过，没有学校敢录取我”（《我的父亲胡风》，下同），因为她是胡风的女儿么，于是“我不能上大学是一定的了，但我却不知进退，第二年又考了一次，当然还是不成，我这才彻底死了心，认了命，开始找工作”，“那年月，高中毕业生还比较吃香，可是对我来说，却没有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工作条件极差的车间里当学徒工”，此后当然是一番历练，她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了，或者不妨说，她是从事文科的。因此，胡风晚年曾对友人说：“她受的苦最多了。”张晓山是胡风的幼子，记得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１日胡风出狱之前，张晓山已经在内蒙古“插队”的漫长生活中通过高考进大学了，我还记得当年张晓山参加高考，社会上很是关注，张晓风回忆说：“到了１９７７年秋，高考制度恢复，晓山在插队十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特地发了报道，以示党的政策是重在教育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彭柏山之女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一书中，却是这样说的，她写道：“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７７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这么说来，倒是“上面”不让胡风之子读文科了。张晓山出生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恢复高考时正是三十岁上下，由于上述的原因，当年他考的也不是文科，如今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所长（１９７９年他又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研究生，此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又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通过并获得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继吾乡前辈的杜润生之后，如今已在农业经济、农业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农村组织与制度等领域颇有建树了，我相信：在如今“三农”问题（所谓“真问题”）持续困扰中国的时刻，晓山的研究比单纯的文科要有意义得多，或许说这只是一种巧合，不过，即使是这种实用性极强的学科，也需要出自文科（或是人文的）的某种激情和理念的精神燃烧。因此，张晓山后来会这样写道：“与父亲相比，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父亲平反后，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得到了较大的改观，这也必然惠及到我们。地位的改变易使一个人迷失本性，有人对我说：‘我头一次见你时，感到你身上有极浓的平民气息，但以后每次见到你，都感到你有变化。到现在，这种气息一点也没有了。’我听后心头一震，细细审视自己，不得不承认这话有道理。”难得身处研究所和高楼中的张晓山还有这种其父胡风之辈受益于伟大俄罗斯精神承传的自审体验。就此而言，我认为即使曾是胡风的敌人舒芜，他晚近所说“我觉得鲁迅二十年代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几篇文章，都是千古不朽之文，至今我们觉得大彻大悟的，仍没有超过他的范围一步”（《碧空楼书简》）当为会心之言。
到了胡风的第三代，他们会去报考文科么？胡风在世时，他的态度呢？张晓谷回忆说：“妹妹的孩子正要考大学，我问父亲对报考志愿的意见，是报文科还是理工科。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报文科！不报文科！’这件事好些文章都提到了，引起了不少感慨。”张晓风则回忆说：“一天，将要考大学的我的大儿子来看望外公，并征求对他报考专业的意见。不料，父亲听后竟急切地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工作为它而战为它而受苦从不言悔，却不愿自己的儿孙们以它为专业。当初我哥哥的选择航空专业，后来晓山的选择农业经济都使他很满意。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著名的《死》中所说的：‘孩子长大……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嘱咐，据说最初是没有‘空头’二字的。更想起了先生沉痛的诗句：‘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胡风子女的回忆，十分真切地描摹出受尽苦难的鲁迅嫡传胡风晚年的心境，它还让我想起胡风举丧时聂绀弩的一首诗：“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呜呼哀哉！
二
如果说胡风的满意于子辈的学科选择和反对孙辈的报考文科，是出自鲁迅“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警示和专制主义之下文科学人的动辄得咎，后来文科则面对的是更加冷酷的“市场选择”，当然，其中还包含有更复杂的内容，比如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看轻甚至讨厌文科？它为什么不再是提升、充实人的心灵的美妙领地？为什么我的同行在退休的第二天会把自己所有的教学资料和图书统统售给废品站？为什么没有听说过有同行的子女接班？……这岂是仅仅一个“文化世家”消遁的问题？
又想起了一本不久前出版的书――《八二届毕业生》，那大概也是包括了张晓山在内的一代人吧。
已经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大学刚毕业吧，那仿佛还是昨日的事情，但毕竟已经遥远了，遥远了，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已经过去，比如爱情，比如事业，甚至前尘往事，许多也已经不可寻了，从前一同报考文科的同窗（我是学历史的），后来各自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和命运的不测，他们中有的是一毕业就轻掷了生命的，而岁月倥偬，如今我们的发际已经染上了霜色，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也逐渐爬上了这日渐老衰的躯壳，在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小资化”、“市场化”的面前，我们手足无措了。当初呢？文科，它是理想主义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的园地。曾记否？我们热读过多少中西的经典名著，讨论过《新阶级》和萨特、“西马”和潘晓、对越作战和《卡桑德拉大桥》……当如今人们说“新三届”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我们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竞争的重负、当我们在太阳余晖的背景下从人生的巅峰开始下山时，那曾被周氏兄弟所深喜的蔼理斯的句子：“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递在后人手中，我们自己就隐没在黑暗里去”就上了心头。那么，我们从哪里来的？又到何处去呢？或者说，我们仍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所描述的语境之中――“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最愚蠢的世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但又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狱”（《双城记》）。
不是吗？只要你想想这二十世纪，想想我们的文科。
胡适十二岁读书大上海，他那时读的是《新民说》、《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则是“论日本之所由强”、“言论自由”；过了一个甲子，龙应台回忆说：她在台湾读书，读的却是《蒋公训词》，作文写的是“民族救星”、“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等等；１９７７年那年，“邓大人”欣然接受湖北大学查全性先生的建议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并恢复高考（接着又有李春光先生建议邓小平实行扩大招生），在那黑鸦鸦的由中年、青年和少年组成的考试大军之中，甚至也有了胡风儿子的张晓山，于是，“胡风分子”的贾植芳看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他在日记中写道：“老胡的儿子张晓山已批准上大学，新闻说，晓山在北京高中毕业后，去内蒙古插队，表现良好，在农业技术上有贡献，被评为五好社员，当地群众几次推举他上大学，都未获准，这次才准了，已进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这）对我们说来，也是一种安慰”；也是那一年，我步入太原的一所考场，望着语文的作文题目，揣度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立论去感恩华主席，就在这本《八二届毕业生》中，也收录了当年在广州参加高考的陈平原在考场上写的一篇《大治之年气象新》（刊于当年４月７日的《人民日报》上），不知如今的陈先生重读少作，会作何感想？后来，“八二届毕业生”又共同走过了这样的历史过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左倾思潮干扰和发难既频繁又严重，不是批判某些人，就是批判某些书；不是说这部电影在‘丑化’，就是说那本小说有问题；不是要整治某种思想，就是要清除什么‘污染’。凡此种种，在‘文革’中‘文革’前是司空见惯，但现在在大学生中间却很难找到市场。那宣告‘我不相信’的诗句不胫而走，那针砭时弊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大受欢迎。在此期间，遇罗克、张志新的冤案得到平反，‘谁之罪’的追问直逼人心；‘文革’中的所谓‘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得到肯定，‘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徐友渔《一代人的使命》），于是，“八二届毕业生”后来就被人们称作是“怀疑的一代、思考的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的一代”了。但是且慢，回过头来一看，“八二届毕业生”当年所自诩、自称、自誉为“解放的”、“批判的”、“理想主义的”一代，也即当他们或我们以承传传统知识阶层的“圣哲性格”，并以现代社会的社会良知以及真善美的立法者自居时……再回首，就难免有些尴尬了。因为所谓的“解放的一代”――当年他们（我们）“沉湎于八十年代初思想的开放和丰富，其实，这种开放和丰富相当之有限，不论是恢复到实践标准，不论是为包产到户辩解，还是替按劳分配原则证明，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恢复常识的努力，中国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文明三十年的差距不能仅仅靠这种努力弥补，何况拨乱反正的工作往往不得不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言说和戴着脚镣跳舞的方式进行。回想当年的‘美学热’、‘主体性学说热’，许多人在性灵之学和玄虚之论中探微索隐，少有人涉足政治学、法学等有关制度安排的领域。在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会利益和矛盾日趋复杂的今天，这种思想上、知识上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了；所谓的“批判的一代”――其实他们（我们）当年的反思和批判“既不深刻，也不广泛”，于是“当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民粹主义浪潮汹涌时，他们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手足无措”，就是说“他们没有完成批判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他们自以为经历过深重苦难，但对苦难的渊源并无深刻认识，对如何根绝苦难并无高见”；而所谓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并未与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灌输划清界限，不少人的理想不过是旧日的道德说教，他们沉湎于过去的‘高尚’与‘纯洁’，把苦难当风流”，因而他们（我们）“时常处于上下两代人的夹击之中而处境尴尬：上一代人指责他们心怀异志，下一代人嘲笑他们冥顽不灵”（同上），这或许就是我们那批文科学生的宿命？
由胡风的故事再读《八二届毕业生》（拉家渡主编，广州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一书中徐友渔、鄢烈山、陈平原、陈建功、韩少功、许纪霖、马莉等众多“同科”的回忆与访谈，听他们读大学和二十年的故事，真是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八二届毕业生”，正如印在这本书封底上的文字所说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二届人是当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当初，他们怀抱着对“文革”的极左、专制和不正义的仇视和为正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入校，由于自己的努力，由于机遇，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功成名就。这一代人的成就确实比较特殊，令人瞩目，但也应该明白，这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归之于自己的才干和奋斗，在更大程度上，这不过是全民族和同龄人的苦难和代价的副产品。从这种意义上，人们可以对八二届毕业生的幸运者提出责任和义务的问题。”主编拉家渡还说：“我对这个人群充满了敬意，因为他们在时代中的喧哗更贴近我所理解的‘命运’，他们曾经就人生观的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然后长久的二十年使他们沉默”，这“沉默”包括了“八二届毕业生”中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以及被二十多年的生活所围困、所煎熬、所惨淡经营因而失语的更多的人们（这本书还收录了当年中山大学中文系学生刘军那篇导致他不能毕业、即最终没有成为“八二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试论贾宝玉形象的时间性》，只是因为它是袭用了西方心理学的方法写就的，也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而铩羽而归，从此改写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此外，这本书还追叙了１９８０年在《中国青年》上由“潘晓”的文章引发的大讨论，这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走向价值观的多元化的一个标志，然而“潘晓”其人却为此付出了不轻的代价）。我的一位老同学甚至还曾感慨地说：咱们不就是凭了读了些书本么，于是成为国家干部等等，有了近乎于身家性命的铁饭碗，于是有了免于下岗失业的“自由”。如此说来，“八二届毕业生”对晚生代所提出的“责任和义务”，对文科的理解，还需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呵，否则，真是愧对同样和你经历和付出了“苦难和代价”的其他人们，否则，胡风在地下还会连连叫着说：“不报文科！不报文科！”
 |
